“我不想读博了股票配资在哪儿。”
这可能是近几年来从研究生学子们口中听到的最多的话，他们一边埋头苦学，一边抱怨着读博简直就像是赌博——辛苦几年，跟着教授忙前忙后，最后毕业了回家工作发现自己的老板是大学同学。
博士学位在教育体系、社会体系中的重要性
自教育改革以来我国教育体系逐渐走向完善、成熟，大体是学习在教育方面的先行者英国，该体系包含义务教育阶段和延续教育阶段，其中博士学位是延续教育阶段中高等教育在校的最高学位。
可以说博士生是大多数学子在学业上的终极追求，他们是学术界金字塔的塔尖。
我国博士生的发展历史
我国1978年恢复博士生招生，并招收了第一批博士，这第一批博士仅有18人，三年后的1981年，博士生招生数量上涨到900人，此后博士生数量开始飞速提升，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社会发展对高技术高层次人才有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归功于我国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
期间，我国诞生了如钱学森、钱三强等多名知名博士，两弹一星等项目更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
时至2004年，我国博士生招生人数已经达到了5万多人，随后增长速度降缓开始匀速增长，2017招生人数达8万多，而今年则达到10万人。
从1978年恢复招生开始到如今，我国总共招收博士生140多万，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也达到100万，位居世界前列，与美国比肩。
美好的表象下隐藏着问题
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在世界层面上起步晚、科技落后的国家来说足以称之为奇迹，但一切并没有看起来这么美好。
博士生数量或许可以看做科技尖端人口的数量，但这些高技术高层次人口能否推动科技、社会发展，这个问题要看供需比例，也就是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数量和社会人才数量的比例。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根据人口普查结果，全世界人口75亿，中国人口14亿，高于第二名印度的13亿5千万，远高于位居第三的美国（3亿）。
如此之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全国共有3005所高校，高校毕业生的数量高达874万，这个数量甚至超过了世界排名99位瑞士的总人口数，近差一万就赶上98位的奥地利总人口。
可见，无论是总人口还是高校人口，我国都拥有相当多的数量，但是对于过大的人口基数而言，则不然。
根据统计，16年每100万人口的博士学位取得人数，日本有100多人，美国、韩国超过250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德国、英国则超过350人，而我国仅有不到50人。
也就是说世界一流国家的博士生占比在千分之三点五多，而我国只有千分之零点五不到，远远不够达到社会发展的需求。更别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对高层次人员的需求更大，才能尽早追上发展中国家。
但问题并不仅仅出在数字上。
每每问道中国的博士生，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出我们有百万博士，但当问道中国著名博士的时候，却只能掰着手指头数出如钱学森、钱三强、袁隆平、李政道等人物，说白了，国内的博士和他们所带来的成就相当有限。
令人担忧的博士生质量
著名学者丁东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博士点和博士生的含金量便开始下降……现在，中国博士生的整体学术水平，不但不如80年代前期的硕士生，能不能超过那时的本科生，也很难说。”
这种情况是怎么来的呢？
如上文所述，我国人口基数大，对岗位的需求大，所以各行各业不断提升对员工的学历要求，博士生不再仅仅是学子们在学术上的追求，更是一种就业追求。这时，学子们求学路上就拥有了不同的心态。
他们将求学之路当成了求职之路。
不少人为了一己私利，想要获取更高的学位来得到更高薪酬的职位，现在的大学、研究生很多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考研、出国、PhD、高薪offer，这几乎成为了每个人追求的模板，在很多人心中，走不了这样一条路不如不要考大学直接去学技术打工。
这种偏执的思想导致很多人走上了极端，对博士学位的理解也从学术上的造诣变成了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工具。
但博士生毕竟只占人口的千分之三点五，想要获得这个学位难度很大，没能把心思安安静静地投入到学术中的人很难通过考核，于是学术造假、论文抄袭等等现象出现了，这直接导致了高学位的审核难度加大，间接也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
“劣币驱逐良币”也被称为“格雷欣现象”，是由16世纪英国伊丽莎白财政大臣格雷欣提出的经济学概念：在法定购买力相同的情况下，市场上流通的良币（实际价值跟高）必然会被熔化、收藏或输出而最终退出流通领域，但劣币（实际价值相对更低）则会充斥整个市场。
这并非单单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在生活中我们早就屡见不鲜了。
说回博士学位获取的问题，无数以求职为目的的劣币（他们以学位证为目的进入这个领域而非专攻学术，导致他们在专业领域的水平不够，因此是为劣币）加入竞争，对于许多盲目提升学历要求的公司而言他们难以分辨相同学历下谁是真材实料而谁只有空壳子。
于是满腹学识的博士（良币）和空有学位的博士（劣币）的“购买力”在市场上相同，此时格雷欣现象就出现了：
既然拿着学位证就能接到好的offer，为什么要费心费力去学专业、写论文呢？只要拿到学位不就好了？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在专业领域上下功夫，反而将注意力转移到通过考试上，论文抄袭和学术造假越来越多，虽然博士考核的难度很高，也在专业领域上有相当高的门槛，但真正在学习的良币最终被劣币用抄袭、造谣的方式逼走，博士生的水平又下降了。
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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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考博士学位比作货币生产，将职场求职比作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购买力相同，劣币驱逐良币，在生产方面，考核博士的人选择更快捷的方式取得学位，劣币大量产出，整个市场更难分别劣币与良币的真实价值，最终市场上充斥劣币。
虽然学术领域容易区分出每个人在专业方面的含金量，但相比整个偌大的市场而言作用实在太小，这也是国家一直在更新完善教育体系的原因。
这一现状导致金字塔尖的专业能力水分增加，成为了科技发展的一大阻力。
同时也导致博士生这个称谓饱受非议，像是什么“博士毕业卖茶叶蛋”之类的调侃层出不穷，博士更成为书呆子的代名词。
我认为，“书呆子”这个词创造出来简直是对读书人的侮辱，呆子就是呆子，哪有什么书呆子一说，这分明就是对追求知识、学术的上进人的刻意打压。
不少新生越来越不愿意去读博士，考取博士学位不仅要花比别人更多的的时间，进入市场上后发现这里充斥着不学无术的劣币，自己熬夜用身体换来的成就还不如别人使用手段、空谈大谈、社会交际而来的成就更高。
促人眉头紧锁的现状能否改善
可以说我国博士在40多年间的发展，有些泡沫化了——速度快、数量大、质量差。而这与国家发展的理念和需求完全不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现在发展的趋势，高新技术人才迟早要进一步缩水：数量继续增加，质量继续变差。
但这并未没有解决办法。
经济学上存在“反雷格欣法则”：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外汇市场，即没有任何法律强制干预的市场，在各种货币之间，并没有一定的法定比价存在，也就是各种价值不等的货币并没有相同的购买力，其中含金量较高的良币被认为是硬通货；含金量较低的劣币则被认为是软通货。
在国际贸易当中，人们往往乐意接受硬通货，而不愿意要软通货。从而优胜劣败，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局面。
在学术领域上略有所不同，职场中的人才难以量化衡量，但是学府中的学子则有办法设立标准。
欧美国家的研究生学位有着非常严格和清楚的定义和划分，其中包括基础课的范围，专业课时的要求，研究的内容，研究生的资格以及学术评审等等，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何种专业，都会严格地质疑学子们的论文是否“对知识有卓越的贡献”。
这样一来，从源头上掐断恶性循环，从而达到优秀的人才得以用知识在社会上立足的效果，不过这条路我们还要走很久才能行至正轨。
而对于个人而言股票配资在哪儿，以求学而非求职的心态去追求知识，也是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的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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